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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姓名:吴运铎
生辰:1917年1月17日
忌日:1990年5月2日
籍贯:湖北
地区:北京
国家:中国
职业:科学家






链接 吴运铎 中国保尔炸不倒
  盛赞吴运铎
  
  威风凛凛数运铎,
  
  死神屡屡擦肩过。
  
  拼将残躯酬壮志,
  
  换来神州满春色。
  
  山沟兵工慑寇倭,
  
  以身铸剑砥砺多。
  
  中国保尔人钦敬,
  
  垂范后世称楷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无数功臣英模。其中有一位军工,身负100多处伤,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就是吴运铎。当年,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生平
  
  ■曾经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但都奇迹般地顽强活了过来,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
  
  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自幼到安源煤矿。因父亲是矿上的记帐小职员,无法养活全家,少年吴运铎做过挑煤工,捡过煤渣。他7岁时,正值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他得以进入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宣传员。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他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风房中空气压缩机巨大的飞轮让他认识到机器的力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管机器的工人。
  
  1927年夏,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吴运铎的家庭生活也陷入绝境。1931年,他随家人迁到湖北黄石。经父亲的同事介绍,兄弟几人都进矿当了学徒,后来当了电机师傅。为了弄清机器工作的原理,吴运铎在繁重劳动间隙把车间里的一个小阁楼打扫干净,当成了“书房”兼“实验室”,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当书桌,又省吃俭用买来一些工业小丛书,学习机械知识。他还开办了讲座,把机械知识讲给工友们听。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煤矿办起了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参加了党的《新华日报》的发行站工作,每天下班后便把报纸贴出去。矿主报告警察要捉拿他,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被派到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193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在吴运铎为时10年的革命战争生活中,他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为了军工事业,他的婚事一拖再拖,还主动放弃了去延安学习的机会。他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华中军械处副处长兼华东炮弹厂厂长、东北联合兵工企业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务。
  
  当年,人民军队的兵工设备简陋,加上缺乏经验,生产的危险常常不亚于作战前线。吴运铎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检修枪支实弹射击时,土造枪管突然爆炸,炸伤了他的左手。自此之后,他又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但都奇迹般地顽强活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后来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吴运铎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
  
  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
  
  第三次,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他和吴屏周厂长一起检查射出去的哑火炮弹。突然,炮弹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二十院副总工程师、机械科学院副院长和顾问等职务。多年来,他经常应邀到各地做报告。1991年5月,他在北京去世。
  
  背景
  
  ■他是中国工人在革命战争中的典范。“山沟兵工厂”造出的武器照样让敌伪胆寒。弹药不足,吴运铎就带着7个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他们没有经过正规学校培训,靠用鲜血交学费边干边学
  
  吴运铎的经历,是一个从小受党教育并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有高度觉悟的工人典型。他童年时在安源煤矿,就从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工运中了解到共产党是工人的救星。此后,他刻苦钻研技术,并服务于党的军工事业。他以感人至深的事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
  
  在战争年代,吴运铎的事迹也是革命军工事业的一个缩影。当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但大部分弹药还得自己解决。吴运铎就带着7个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他们没有经过正规学校培训,靠用鲜血交学费边干边学。吴运铎过去连地雷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靠着看书后再试验,用迫击炮弹空壳灌满炸药,再拧上用电灯泡做的电雷管,就研制出各种地雷。当年,军工生产条件极为艰难,在新四军的军械所里,旋床是自己造的,枪管中的来复线是自己刻的。没有发动机,就借老乡磨面的石磨,插上铁棍当轮轴,靠人手把磨盘摇起来就是一台发动机。“山沟兵工厂”制造的弹药和修复、自制的武器,被一批批送往前线,照样使敌伪胆寒。新中国军工企业的发展壮大,正与继承发扬老军工的光荣传统密不可分。
  
  故事
  
  ■新四军中有的战士还在用鸟枪打仗;当时每个战士一般只有3发子弹,不得不用高粱秆把子弹袋撑起来———得知这一情况,吴运铎未养好伤便从医院回到兵工厂
  
  吴运铎在新四军医院养伤的时候,听前线下来的伤员介绍:由于武器缺乏,有的战士还在使用鸟枪打仗;每个战士一般只有3发子弹,平时为壮声势不得不用高粱秆把子弹袋撑起来;打完了仗还要把弹壳捡回来上缴以重新复装。他在医院再也躺不住,不顾伤口未痊愈,便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树棍回到工厂。第二次负伤时,他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就在床上画武器的设计草图,导致伤口迸裂,鲜血直流,但他浑然不觉,医生不得不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在新四军里,鉴于日伪军在淮南津浦路四处修筑了碉堡群,步枪手榴弹难以对付,吴运铎便设计制造出专门攻坚用的简易平射炮。在攻占鸡岗的战斗中,36门平射炮一齐开火,碉堡即刻土崩瓦解。后来他又把炮的口径从36厘米扩大到42厘米,增加射程到4公里。他设计制造的枪榴弹,射程达540米,也很受部队欢迎。一次,美军飞机轰炸日本占领区时,投下的炸弹有8颗未炸,吴运铎便去拆卸。此时,炸弹里面的机件因震荡变形,落弹又相距很近,一个爆炸就会引爆其它。吴运铎让大家躲到安全的地方,自己不顾生死,上前细心检查构造,谨慎地拆下引信,不仅为民消除了危险,而且从中取出了大量炸药。
  
  ■第三次负伤,医生做手术没敢用麻药,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听说“中国的保尔”来到了莫斯科,特地去看他
  
  在军工生产中,吴运铎伤残严重。第三次负伤时,抢救的医生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做手术时连麻药也没敢用,但吴运铎硬挺了过来。医生用X光检查后,发现他右眼里还残存一块小弹片取不出来,就坦率地告诉他有失明的危险。吴运铎却说:“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在病床上,他利用尚存的微弱视力,坚持把引信的设计搞完,并让人买来了化学药品和仪器,在疗养室里办起了炸药实验室,制造出新型的高级炸药。同时,他还学习日文,以便阅读参考资料。吴运铎最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最敬佩书中的主人公保尔。1949年冬,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诊治眼睛。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听到了他的英雄事迹,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苏联医生对这位“中国保尔”十分崇敬,经过悉心治疗,吴运铎的部分视力得到恢复,于1950年回国后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1953年,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发行达500余万册,并被翻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
  
  
  
  
  
链接 他把一生献给了党
  他把一生献给了党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党的优秀儿子、"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14],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的心情十分悲痛。
  
    前几天,也就是召开全国助残先进集体、个人暨自强模范表彰大会前夕,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吴运铎同志。当时,他病得很重,然而,当他知道我来看望他的时候,显得十分高兴,非常关切地询问有关残疾人事业方面的事情。当他得知大会准备请他带领残疾人自强模范接受表彰时,他兴奋地表示在可能情况下一定到会。我为他如此热心残疾人事业而深受感动。我想,这位曾经多次征服过死神的强者,总会恢复健康的。不料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运铎同志以毕生的奋斗实践了自己"把一切献给党"的誓言。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日日夜夜研制兵器,为此多次身负重伤,失去左手、左眼,右腿膝盖被炸裂,全身伤痕累累……但是,他身残志更坚,以顽强的意志与病残作斗争,同时拿起笔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他的《把一切献给党》,教育着几代人。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奋进。
  
    五六十年代,我和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把他视为人生的导师,以他为榜样。后来,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无数次激励我在困境中坚定信心,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就感到有使不完的劲。
  
    运铎同志十分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他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带着伤残和重病,不断为残疾人事业操劳。对一些丧失生活勇气和信心的残疾青年,他倍加爱护,不仅在精神上给予鼓励,而且在物质上给予帮助。许多残疾青年把他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他关心、帮助其他青年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运铎同志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本色,在生活上总是坚持低标准。他说:"人民养育了我,我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
  
    "峰高无坦途,我当自奋力"。这是运铎同志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他无愧无悔地走完了自己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他无愧为时代的楷模。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原载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中国残疾人》杂志。
  
  
  
  
链接 《人民记忆50年》--1954年:西望长安
  
  1954年:西望长安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
  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我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
  我老想吃现成饭!”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台词
  
  
  
  一切带着旧时代气息的游魂——有产阶级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飞、妓女和
  二流子,一切旧中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余孽,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家园。同时,一种代
  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建立起来了。本年度,“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
  铎发表了他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树伟大的功勋。这是因为
  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智慧。创造的大门是为每个人敞开的。只要我
  们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平凡可爱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
  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钟对我们都无限珍贵。我们应让每分
  秒都过得有意义。人活着,不能只是吃饭穿衣,混一辈子。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目的。
  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那是卑鄙的自私。一个人,如果谁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
  150岁,并且无病无灾,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献给党》同60年代出版的《雷锋日记》一样,在生命价值、事业与幸
  福的理解方面惊人的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时代意义作具体化分析,那么《雷锋日
  记》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国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新中国社会原则
  和理想原则的首创;《雷锋日记》是三年困难时期后收拾人心、反对自由主义的精
  神范本,《把一切献给党》则是对一切旧社会意识、一切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念的
  第一次宣战。
  
  只有固守快乐原则的人才对新中国倡导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说《红粉》
  中写道:两个旧中国的浪荡子——一个是从良的妓女,一个是富家子弟,按照他们
  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国正在扫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电
  影院之外):舞厅关闭了,咖啡馆改成了食堂,他们只好在苍茫夜色之中仓皇四顾。
  终于,他们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马上要收场的夜市,女孩大喊起来:“快,快!
  快去买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车去,捧了一客热腾腾的水晶包回来,女孩嘴里咬
  着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那一声“快、快!”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感
  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场,而在收场之际,人们挣扎着,试图挽留住最后的温馨。这
  种挽留是徒劳的,正如《红粉》最终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享乐生活观越
  顽强,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挣扎还是驯服者,最终会成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善男信
  女,就像电影《活着》所刻画的那样。本年10月,敢于向新中国崇高社会原则挑战
  的“张老头”被北京公安局收审,“张老头”本名张瑞生,是北京德胜门的一个老
  书贩子,为人桀骜不驯,日伪、国民党时代都拿他没办法。人们给他起了不少外号,
  如“老疯子”、“老腐败”、“老国民党”。张瑞生有个特点:什么话都敢说,什
  么书都敢卖。就像张瑞生自己说的:“进去是我张老头,出来还是我张老头!”他
  讥笑检举者说:“你想敲我的饭碗呢?差得远呢!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
  盗,四不卖国,你狗拿耗子,多操这份心!”——张瑞生的书摊在这个地方小有名
  气,他经营着德胜门小市靠东南边的一个旧书摊,摆满了各种旧书,只要看看这些
  书的名字就够了:《狂蜂戏蝶》、《性典》、《风流佳人》、《灯草和尚》……还
  明日张胆地摆着许多裸体画报。这样的书摊自然吸引了许多主顾,只要围观的人一
  多,张瑞生便清清喉咙开讲:
  
  “列位看官,要说如今这社会可就是太封建!这些书在日本时代,在解放以前
  那都是风行于世自由买卖,那时候连明信片上印的都是裸体女人。南美洲的人12岁
  就生儿养女,可咱们的婚姻法规定要20岁,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众位既来
  这儿看书,就不用怕羞,常言说得好:书中自有颜如玉,年轻人要不懂这个,那可
  就枉活一世了。”
  
  这个“老疯子”的被抓使德胜门少了些热闹。司法部门宣布他是“杀人不见血
  的教唆犯”,按照法律、这种罪行最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张瑞生的罪行足
  以被政府课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营新华铁工厂就有不少工人爱到他那儿看书,厂
  工会主席揭发说:“我们工厂的30多位工人,都看过老头儿的书,有两个结了婚的
  青工连干夜班的时候都看淫书,看过以后就去找暗娼。”张瑞生被捕后,德胜门一
  带的居民拍手称快,这个浑身散发腐朽气息的老厌物终于得到了报应。
  
  张瑞生教唆案是50年代社会改造进程的一个插曲。这个改造进程是艰巨而伟大
  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只限于党和政府
  以及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号召,它需要依靠一种全民性的动员、一种有序的思想赖
  以生存的温床。游手好闲者在新社会、新风尚的汪洋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继续逍遥下
  去了。这是个人生活无法逃脱时代检视的年代,个人生活并不能作为逃避社会神圣
  原则检视的借口。不允许“多余人”我行我素——电影《青年一代》就有这样的镜
  头:资本家的儿子郁郁寡欢地坐在亭子间里说:“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给我的利息
  够我吃几年的了。”而主人公则严肃地告诫他:他应为这种生活方式感到羞耻。相
  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对这个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装
  束、发型、茫然无措的神情和开汽水瓶的样子。
  
  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 一切自由主义者必将面对
  “我向何处去”的悲剧性命题,每个人都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势
  不可挡,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要么随波
  逐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闲阶层的习惯,又不惹犯众怒;要么铤而走险,最终为
  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道路,如陆文夫小说《美食家》
  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记着去吃一碗“头汤面”,这虽然是典型的闲人举止,但于
  新中国无碍,在文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新风尚和旧风俗之间自得其乐的。
  所以50年代虽然是个严峻的年代,但人们仍然找到许多古色古香的回忆——这种古
  色古香直到文革爆发才做落花流水去,把旧时代最后一点温馨破除得干干净净。而
  铤而走险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无法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只好在革
  命队伍中骗取荣誉,在鲜花、掌声和功勋中找到荣华富贵的虚幻感觉。本年冬天,
  在西安农业技术研究所被揭露的特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代表人物。当他被几个受
  骗人撕破画皮时,吓得跪地求饶,特别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是好逸恶劳的劣
  根性害了自己。谁能想到:这个骗术拙劣、意志薄弱的国民党青年军士兵竟然是新
  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李万铭行骗生涯从1949年便开始了,然而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次行骗便被识破判了3年刑。 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能被一种脆弱
  的幻觉支配,数年之久顽强地演练着一种疯狂的人生?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也
  许能够给人们某种启发。
  
  通过《西望长安》,人们都知道了大骗子“栗晚成”(李万铭之谐音)的名字,
  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甚至还混进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过东欧),行骗单
  位也不计其数。《西望长安》只摘取了西安、汉口和北京为背景,展示了一个小丑
  的现代《升官图》。剧目《西望长安》寓意辛辣,主人公的青云直上固然是一场黄
  梁美梦,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热心人又何尝没有梦境般的感觉?不能说《西望长安》
  是50年代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它只能算是一出社会新闻的情节剧,这种戏剧演
  出的目的是配合伟大的肃反任务,因此,它和民国时期的《枪毙阎瑞生》一样,意
  义仅限于警世的层次。剧中人说:“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
  社会的渣滓!”当旧中国的余孽发现他无法在社会革命的洪流维持他好吃懒做的生
  活时,他发现了维持他体面生活方式的最安全地带,那就是革命阵营内部。
  
  戏就这样一幕幕进行下去,主人公先是出现在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穿
  一身旧军服,胸前挂着五六枚勋章,神色严肃,整日价心事重重。他奇怪的样子自
  然引起了年轻单纯学员的兴趣,在人们一再追问之下,这个栗晚成(李万铭)终于
  讲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抗美援朗的战斗英雄,最近马上要调到中南军政大学受
  训。训练班马上给他办了组织关系证明,用盛大的仪式欢迎了这位“最可爱的人”。
  主人公出现在第二幕时,已是1952年的春天,他已经是中南农林部研究所的秘书主
  任了,娶了妻子,有了较高的职位,然而,他还是整天的闷闷不乐,在同事追问之
  下,他拿出了一份电报,军委总参谋长命令他速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他马上要提
  升师长了。结果,农林部不但为他购买了机票,而且补助给他200元钱,“栗师长”
  含着感激的泪花同妻子和同志们告别,又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主人公凭着飞机票
  和“军委电报”,在西安受到了热情招待,然而,马脚就在这时显露了,剧中人发
  出了疑问:“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着两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文件,党的关系是西
  北农林学院出的文件,行政关系是由军政大学组织部出的文件”。“他的党员鉴定
  书写着:他1935年参加了红军,推算起来他才8岁!”“他在中学肄业一年。可是,
  党派他到中央大学去作地下工作。那时候,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我们可以派人进
  去,但是必须经过考试。凭他的中学一年级的程度,怎么能够考进去呢?难道国民
  党的大学特别照顾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又忽然
  地参了军,入了军政大学预科,然后又忽然变成了志愿军……”剧中人的总结令观
  众为之惊心:“这样—个文件,任何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好几个漏洞,可是在到我
  手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过它!”
  
  于是责任人开始辩解:
  
  “你可别忘了,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人事制度还相当的不健全!”
  
  而回答是铿锵有力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遵守制度,文件连看
  也不看,拿起笔就批!”
  
  剧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人们在这讽刺精神的痛快淋漓之后,免不了
  还是有一种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觉。栗晚成(李万铭)的卑贱和无耻令人愤恨,一个
  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寄生虫,在50年代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值得深思的是:为
  什么类似的平庸把戏会在日后的岁月中一次一次地上演,而且剧场永远客满?
  
  
  
  年度记事
  
  
  
   ★新中国宪法颁布实施
  
  
  
  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
  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全文共10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
  政治制度;规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规定了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该
  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
  定了初步基础,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强调增强党的团结
  
  
  
  2月6日至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
  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
  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说,我国
  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
  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
  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故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而作
  出的。然而,高岗拒绝党的挽救,反而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饶漱石也从
  无悔改之意, 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这次斗争的胜利,
  不但增强了全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而且把党的注意力很快引导到社会
  主义改造和建设上去,对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继续撤销、合并若干省区
  
  
  
  继撤销绥远省并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 6月19日,《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
  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决
  定》指出:国家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使
  中央能更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增强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
  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增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
  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定把辽东、辽西两省建制撤销,合并为辽宁省;
  松江省建制撤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
  甘肃省;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
  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 均改为省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5市并入辽
  宁省的建制;哈尔滨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长春市并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汉市并入
  湖北省的建制;广州市并入广东省的建制;西安市并入陕西省的建制;重庆市并入
  四川省的建制。
  
  
  
  ★少数民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
  一般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
  形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的不同,宗教信仰广泛币深厚,上层
  人物和宗教人物影响很大,再加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原因,党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改革的时间、方式和步骤都不强求
  一律,依照各民族各地区的特点和本民族群众及领袖的意愿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牧民,废除地主、
  领主的剥削和一切特权,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寺庙和教
  堂的土地原则上不动。改革的方法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协商,至上而下地进行。到本年度,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多数地区
  的民主改革顺利完成。2000多万贫苦的农牧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
  性大为提高。
  
  
  
  ★我国开始使用布票
  
  
  
  9月1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10月
  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布票分全国通用布票、省市地方布票和军用布票,同时发
  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的布票。
  
  
  
  ★处死奸商
  
  
  
  5月,上海市举行公判大会,依法判处奸商李文达、王焕章、赵松青死刑。
  
  投机商人李文达做了十多年掮客,1953年7月,他趁市场缝纫机供不应求之际,
  勾结其弟李文华, 骗得400多万元(旧币,下同),虚设“星星缝纫机工业社”,
  谎称可生产缝纫机,短短3个月内,骗得订金4亿多元。同年夏季,农村急需化肥,
  李文达竟恶毒地将7000多斤重亚硫酸钠假充肥田粉卖给农民。农民使用了有毒的假
  化肥,双手肿烂,800多亩水稻稻根腐烂,减产14万多斤,损失1.3亿6千多万元。
  
  投机商人王焕章系行商出身,1953年在“美星印花厂”任襄理,后为扩大行骗
  范围,又自筹“美纶印花厂”,先后骗得6000多万元作为资本,未经登记便开始营
  业, 并向上海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3亿。去年年底竟纵火烧毁厂房骗取保险费,幸
  为职工发现,扑灭及时,才末酿成巨灾。
  
  李文达、王焕章二犯与骗取求职农民保证金5000万元、逼死人命的奸商赵松青
  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鼓励失业人员自谋生活
  
  
  
  本年4月,劳动部召开全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会议,强调,4年来在处理失业工
  作上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不但表现在及时地采取以工代赈、转业训练、发放救济金、
  生产自救等方式救济一部分失业工人,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提高了一部分失业
  人员的就业条件,而且还介绍了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开始,带动了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使缺乏厂矿企业生
  产条件的失业人员,在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中找到职业和自谋生活出路有了可能。会
  议决定今后劳动就业的方针是:除根据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失业人员的就
  业条件逐步介绍就业外,要鼓励失业人员自找工作自谋生活出路;行之有效地缩小
  统一调配的范围,以扩大自行就业的门路。
  
  
  
   ★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本年度政务院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
  全国普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负责
  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增
  强人民内部团结,以利国计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群众选
  举产生,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按照政策、法律进行调解;必须经过双方当
  事人同意,不能强迫调解;调解不是起诉的必要程序,不得因未调解和调解不成而
  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在文革中被粗暴地解散,
  70年代中期又得以恢复。
  
  
  
  
链接 时 代 楷 模
  吴运铎: 吴运铎是一位兵工专家,在十几年的兵工生涯中,他的身体被炸得支离破碎,严重致残,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一次次战胜死亡的威胁,他的人生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1954年,他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链接 吴运铎: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
  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
  
  即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同志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吴运铎
  
  [吴运铎简介]
  
  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自幼到安源煤矿。因父亲是矿上的记帐小职员,无法养活全家,少年吴运铎做过挑煤工,捡过煤渣。他7岁时,正值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他得以进入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宣传员。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他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风房中空气压缩机巨大的飞轮让他认识到机器的力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管机器的工人。
  
  1927年夏,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吴运铎的家庭生活也陷入绝境。1931年,他随家人迁到湖北黄石。经父亲的同事介绍,兄弟几人都进矿当了学徒,后来当了电机师傅。为了弄清机器工作的原理,吴运铎在繁重劳动间隙把车间里的一个小阁楼打扫干净,当成了“书房”兼“实验室”,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当书桌,又省吃俭用买来一些工业小丛书,学习机械知识。他还开办了讲座,把机械知识讲给工友们听。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煤矿办起了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参加了党的《新华日报》的发行站工作,每天下班后便把报纸贴出去。矿主报告警察要捉拿他,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被派到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193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在吴运铎为时10年的革命战争生活中,他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为了军工事业,他的婚事一拖再拖,还主动放弃了去延安学习的机会。他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华中军械处副处长兼华东炮弹厂厂长、东北联合兵工企业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务。
  
  当年,人民军队的兵工设备简陋,加上缺乏经验,生产的危险常常不亚于作战前线。吴运铎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检修枪支实弹射击时,土造枪管突然爆炸,炸伤了他的左手。自此之后,他又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但都奇迹般地顽强活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后来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吴运铎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
  
  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
  
  第三次,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他和吴屏周厂长一起检查射出去的哑火炮弹。突然,炮弹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二十院副总工程师、机械科学院副院长和顾问等职务。多年来,他经常应邀到各地做报告。1991年5月,他在北京去世。
  
  
  来源:人民网 2002年10月15日
  
链接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
  (共214种,排名不分先后)
  
  
  74铸魂丛书(修订版)         吴运铎、朱彦夫、刘琦等  云南教育
  
  《中华读书报》 2001年8月17日
  
链接 与吴运铎同志的三次见面
  与吴运铎同志的三次见面
  
  袁正守
  《和青少年谈道德修养》一书1980年初版,至今已有20年了,回想起来,当年和吴运铎同志联系稿件以及编辑这本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79年9月儿童时代社由苏玉浮老师热情建议,我们决定将吴运铎同志曾经在《儿童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红色少年讲座编辑出书。我很荣幸担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社领导很重视,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出好这本书。
  
  为了编好这本书,我重读了《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同志从小献身革命,后在兵工厂工作,在试验武器过程中,舍生忘死,他三次负伤,炸掉了左手四个指头,炸瞎了左眼,一条腿成了残废,全身伤痕累累。吴运铎坚持与病残作斗争,忘我地工作,刻苦钻研,成为一名兵工专家。这么一位英雄,专门为青少年写书,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分量很重。是一个革命战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和青少年谈人生观、世界观,字字句句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热切期望,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我们深入到岳阳路小学等几所学校去开座谈会,了解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特点。然后提出对稿件的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当我将这些意见提供给他时,他很感激。每次去信,他总是及时回复,修改稿件一丝不苟。我清楚地记得,吴运铎的字一笔一划,写得非常工整。那时吴运铎同志身体已经很差,秋冬时发了气喘,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不顾疾病在身,有时凌晨起床,有时深夜写作。每当接到他的信,看到“于深夜或凌晨”字样时,我深被他那种忘我的精神感动。
  
  因为这本书,我三次见到吴运铎同志。第一次将出书的打算告诉他,去他的家拜访了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家很简朴。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身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头戴着帽子,人很瘦,但很精神。一位革命功臣,却如此普通,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此后,他的家——北京甘家口八号院乙楼四门八号成了我常常去信的地址。第二次在南京的发奖大会上。书出版后,被山西临汾语文社(陶本一任社长)评为中学生我最喜欢的书。这是中学生自己打勾,得票数居多而获奖的。获奖图书的作者、编辑都被请去参加大会。我再次见到了他。第三次吴运铎同志出差到上海,我社总编辑和我专门到达华宾馆去看望他。就是那次见面,我们请他再写一本《和青少年谈道德修养》续篇,他答应了。但因他身体不好,终究未能如愿。
  
  我建议将这本书重印,献给青少年朋友。让我们的孩子读一读这本书,从吴运铎同志身上学习老一辈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和大公无私、英勇顽强、刻苦钻研的精神,让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这个响亮的名字,永远留传下去,成为一代一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保尔的精神”永不过时!
  《新民晚报》 2000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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